聖雅各之路 - (46) 隨形

因為Bente阿姨不斷嫌住宿費貴，我們在Cacabelos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裡，走過一家又一家旅店，12歐、10歐，終於走到城市另一頭的邊緣，在一家收費5歐的公營旅舍(municipal albergue)住下來。

外面看很不錯的municipal albergue

這家旅舍，基本上由一楝貌似教堂的歷史建築改建而成。設計很妙、很好玩，或可說是很奇怪；外牆是一圓形的古代圍牆，設計師沿著古牆繞一圈用木板撘建一個內圈，再用木板分隔為一間間客房就完事。相鄰房間的隔板並不隔音，也沒有隔到頂，可以預期晚上必有鄰居的打呼聲為伴。

網路圖片來源

登記入住時，管理員給予一張塑膠床墊，我已經忘了是否須要另外付費；所謂床墊，也只不過像一層垃圾膠袋般的材質，用來隔著又髒又舊的床褥。不過這張床墊也非常用得著，跟阿姨剛要進去房間放下背包時，看見別的朝聖客把客房內的整張床褥搬了出來，抖個不停；上前詢問，原來是有床蝨(bed bugs)。

床蝨這件事，對我來說就像靈異故事一樣，在Camino的一路上老是聽別人提起，自己卻幸而從來沒有遇過。被床蝨咬，當然會癢，也會留疤；最麻煩的是牠其實會傳染，會匿藏在宿主的隨身物品上跟著宿主四處移動，並不像牠的中文名字一樣隨和，不會只滿足於停留在床上。一旦惹上了，牠潛伏在你的左右，如影隨形，待你半夜熟睡的時候才跑出來盡力吸啜你溫熱美味的鮮血。

在我跟小妮分開走的日子，她就被床蝨盯上了，就算把背包和所有衣服都扔進洗衣機用熱水和特殊清潔劑洗過，還是擺脫不掉。而且一路上經營小本生意的旅舍主人，看見小妮手上臉上有被床蝨叮過的紅痕，便像見鬼一樣，露出歧視的目光，甚至不希望她住進自己的地方。其他朝聖客更不待說，看到你有被床蝨叮過的痕迹，連靠近也不敢靠近，就像你得的是什麼世紀高度傳染致命絕症一樣。這些都是我在終點重遇小妮以後才知道的，當時她告訴我她已經好幾天沒再看見牠們，該是成功解決掉了，但不敢完全肯定。可憐的小妮子，我才不管那麼多，給了她個扎實的擁抱，「一路上委屈了」。

＊　＊　＊

房間內部，網路圖片來源

眼下Bente阿姨一進房間就開始碎碎唸，抱怨房間太差勁、設備太差勁、設計完全不行。至於我，竟可以帶著玩心去看這不倫不類的旅舍環境，對於一切的缺欠一笑置之，是自己也始料未及的。回想自己第一次去西班牙旅遊時，連hostel的dorm room也不敢住，要求旅伴務必入住飯店。再說近一點，聽了頴對Camino的描述，當初也擔心住宿條件很糟糕；但一路走來，我越來越放得下，也越來越放得開，可說是生命力越來越頑強。

在露天的公共區，阿姨重遇她的幾個朋友。有來中年卻風情不減的美國女子，也有滿臉鬍渣的法國大叔，也有沉默寡言只顧喝酒的老伯；Vino（紅酒）卻是Camino上最好的溝通語言，廉價紅酒幾杯下肚，我貢獻出旅舍中自動販賣機出售的小餅乾作為下酒小吃，胡鬧一通又是一晚。

寫字的這一刻，我已經完全忘了大家那一晚聊了什麼，看來是亂聊居多，只記得美國女子說要為大家取個西班牙名字，我完全不懂那大姐為什麼管我喊Mercedes，問她，她卻只是笑而不語。這成了我生命中一道永久的疑問，好奇，卻也永遠無法得知了。

管我叫Mercedes的美國大姐（左），照片是後來拍的

雨越下越大，在露天的共公空間中，撐在桌上的太陽傘也擋不住雨水。跳掉晚餐，差不多喝到吐的我，在又髒又吵的木板隔房之中沉沉睡去。

我和我的父親（二）

「醫生說，你們要有心理準備。」這是我一生人裡面聽過我哥講的最恐怖的一句話，本以為只會在電視劇裡面聽到。

其時我身在倫敦的格林威治，陪著一位朋友的朋友遊倫敦，自己則是working holiday maker的身份。半個地球以外的香港，父親正因「腸胃炎」住院，而我突然被告知我爸病危。

那時我還不知道，飛奔香港的直航航班，可以將我在十二小時內帶回香港的土地之上。十二小時在人生之中佔的比重很輕，卻又實在太重。在獨自返回倫敦租屋處的輕軌鐵路上，抬頭望天，訝異倫敦的天為何竟那麼的藍？我懶理旁人目光，眼淚像豆一滴滴的滑落，因為我哥說，「阿爸已經走了。」

一通電話，一句說話，很難讓我相信我爸已離世的事實。「他不是只是腸胃炎嗎？腸胃炎可以死人的嗎？」我想象不了電話的那頭，我爸躺在雪白的床單上，親屬圍繞，醫護人員說抱歉的情景。所謂的親屬，也只不過有我哥我嫂，在住院期間半次都沒有前往看望的媽媽，還有我四叔。他們一個都來不及看我爸最後一面，爸爸走的時候，身邊一個人也沒有，一個也沒有。每次想到，如果女兒在父親身邊，事情會不會就不一樣了呢？一思及此，每每崩潰。

回到租屋處，我哥再打來。據醫生講，人離世的時候，聽覺退化得最慢，哥說，「你有什麼說話跟阿爸講，就講吧。」我泣不成聲，隔著電話喊話，勉勉強強哽咽地一句，「爸爸，謝謝你，謝謝你養大我。」後來收拾爸爸寫信的草稿時，正巧他說，一生人鬱鬱不得志，最大成就便是把我和我哥拉拔長大成人。

我哥傳來一張照片，爸爸的遺容，面黃肌瘦，我有好久好久都不敢將這張照片打開來看。

把行裝急急忙忙亂收一通，打電話告知朋友要退租；即便再匆忙也趕不及什麼了，我還是很想快點與家人重聚，多位朋友盡力為我找當晚的機票，維珍航空，十一又半小時直飛香港。台灣好友的表姐，也是我在倫敦的好友趕過來租屋處看我，甫進屋便給我一個扎實的擁抱；她又把男友叫來，用車載我到希斯路機場，在我情緒崩潰時，免了我的舟車勞頓。

悲傷沒有抹殺我的知覺，我知道，我得到許多的幫忙。

電影《狂野行》，徒步六百公里的女子看她的千七公里

這部電影，台譯名稱《那時候，我只剩下勇敢》更得我心。電影講述女主角經歷喪親、婚姻失敗、吸毒、濫交之後，決定征服全長一千七百多公里、貫穿美國的太平洋屋脊步道PCT（Pacific Crest Trail），用徒步健行的方式克服自己的問題。別人看上去，或說「這個女子好勇敢啊，獨行千七公里」，然而，人到了一個地步什麼也沒有時，或許真的「只剩下勇敢」了。

注意到的人或許不多，小妹認真寫字的開始，主要是因為想記下一段六百公里的西班牙徒步旅程。我比起女主角簡單得多了，既不用背起自己的帳幕和煮食工具，沿途也有入住西班牙語中稱為Albergue的旅舍（Hostel）而不是餐風飲露。算起來，筆者走的路程配套設施好得多，只須帶著兩公升水在身上已算安全，不像女主角背一個活像駱駝駝峰的大水袋在身上。

雖然我走的是幼兒班程度，女主角則是boss級的，但大家之間的共鳴點也很多。旅途伊始，大家的行裝中無謂東西都帶得太多，一件一件的被旁人拿出來檢驗，取笑，再丟棄；你以為自己需要很多東西才能活下去嗎？真實是，人在路上，才有機會發現自己生存的必須品何等樣少，而放下那些累贅的，是人生的一大學習。

然後，你在走路，可是你不再只是在走路。在仿如機械式前進每一步的同時，你在往自己的心靈深處走去。你開展了一場與自己的對話，拋出許許多多的問題，關於感情、關於信仰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、死亡和過去的不幸，開始重新構築起過去的場景，猜想著如果那時候不那樣又如何？女主角跪倒在樹林裡失聲痛哭，筆者則在León大教堂前泣不成聲。

再來，在旅途上，你學習如實地面對自己的軟弱和缺欠，明白自己在當下已盡了最大的努力，最後，學習原諒自己。女主角在片末的一段獨白，是我最感動亦最認同的，粗略中譯，

「如果我原諒自己又如何？

如果我就是個糟透了的人而那些事情都是我真心想做的呢？

就算我感到抱歉，若有機會時光倒流我也不會走另一條路？

如果濫交是我所希望的，如果海洛英教了我一些事情？

如果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『肯定』而非『否定』？

如果我所經歷過的那些，成就了今天的我？」

電影對筆者來說，其實沒有高潮迭起，可能是因為自己都已經歷過了。但是沒有走過這麼一段的朋友，看起來或會比較覺得有意思。至今小妹知道一些讀者朋友，因為讀過遊記也踏上了自己的「心靈療癒之路」；順道也歡迎有興趣讀連載的朋友一讀。

註：筆者走的是從法國邊境以至橫跨西班牙的Camino de Santiago，中譯「朝聖之路」，全長八百餘公里；筆者徒步的總距離為614公里。

「朝聖之路」遊記系列請見此

從明報「擱筆一小時」說起，思考「港人抗爭何為？」

圖源：RTHK

明報員工發起「擱筆一小時」行動，為抗議總編輯鍾天祥臨時置換明報頭條，把關於六四事件的頭條報道，置換成阿里巴巴成立香港青年創業基金。不少網友訕笑這一小時行動無謂，尤其如筆者這種自由又業餘的寫手，擱筆幾多小時都是等閒事。

其實小妹也真不明白明報員工的心思，如果真那麼在意，為何不發起工業行動，要求撤換總編？如果「擱筆」不止一小時，而是無限期的，癱瘓報紙的日常營運；不知這能否足以成為一種籌碼，捍衛員工想捍衛的新聞自由？

或許明報員工內部的凝聚力不足，或許支持行動的人數不足以對報紙營運造成影響，但第一槌不敲下去，高牆便永遠不會倒下。既然員工有膽站出來露臉，表達自己的立場，某程度上也是一種無懼秋後算帳的表現；有能力的話，為什麼要讓抗爭只流於一種「姿態表達」而不講求實效？這時候恐怕又有人跳出來對著小妹叫罵，「不要搞事」、「不要妨礙別人工作」吧…

但這不正正是香港現狀的縮影嗎？過去的二一遊行，參與人數之少是主辦單位始料未及的，小妹既沒有很大的熱誠去遊行，卻也不會取笑有參與的人。但經過雨傘運動後，很多人已不能滿足於「只用遊行來表達訴求」了，因為我們都清楚知道極權政府如何橫蠻，如何漠視市民的聲音。當初二十多萬人湧出金鐘，極其量也只換來了政府毫無誠意的一次對話；而政府後來的冷處理是非常成功的，當人心曠日馳久、佔領者和支持者出現疲態之時，政權便出動手執公權力的警隊，草草清場了事，妨如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
想當初旺角佔領區之大，由太子延伸到油麻地，筆者路過舊地不禁唏噓。如今夏慤道和彌敦道匆忙來往的車流，見證著橫蠻政府的麻木不仁，見證著市民的訴求如何被無視。

如今力量分散，各有各做，落區的落區，遊行的遊行，罵人的罵人，寫文的寫文，難道我們只能等待奇蹟降臨？大家都愛說莫忘初衷，那麼我們回想，大家當初提出過什麼？三子提出的佔領中環，其實是從來未發生過的。筆者知道蔑視三子的人不少，但佔領中環，癱瘓經濟樞紐以換取談判籌碼在諸位眼中還是否可行？當初百花齊放、百家獻計，充滿希望的氣象又到哪裡去了？

在大型佔領行動結束後，大家又如常生活。可是，當初讓我們衝出去面對的問題依然存在，並且每況愈下。當初警察向手無寸鐵的市民施放八十七枚催淚彈，市民介意的是什麼？是警隊濫用公權力，還是政府的橫蠻無理呢？

佔領行動結束之後，警隊具政治取向的選擇性執法越來越明顯。粉筆花少女被警察圍捕，打人的有警察護送離場，無辜被打者只能忍氣吞聲默默接受，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去報警，甚至有受襲者反而被捕。撐警的要求成立辱警罪，如果警隊做得好，市民感恩都來不及，又何須立法「保護」警察？打人的七警如今在哪裡？政權常常枉法，卻要求市民守法；當「法治」成為政權自保的手段而非公義的實踐時，這是社會崩壞的第一步。

光怪陸離的社會現狀，是否已叫香港人見怪不怪？當初叫大家湧上街頭的問題依然存在，但社會大眾卻多數坐看固有的「公義」、「廉潔」等保障日漸崩壞而放棄抗爭；或許我們做的，比那微不足道的「擱筆一小時」還不如。

如果遊行，甚至鳩嗚演變至今，都只流於一種「姿態表達」了；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，該做些什麼才合適，而不是一直墨守成規？舉辦遊行的民陣，仍有心為香港爭取民主的學生領袖，甚至不甘被說成「關鍵時刻賣香港」的泛民議員等等，你們能與小妹一同思考，接下來我們應該做什麼？

一場社會運動，如果二十萬人不夠，那麼，一百萬人呢？幾百萬人呢？

當初九二六晚上，不是只有以千計的人去支持學生罷課嗎？

學生翻過欄杆的一刻有多少人在場？就當二千人好了。

九二八呢？二十萬人有了？

短短兩日，那是一百倍的增長！

或許小妹在造白日夢，但我曾親眼見過那二十萬人與小妹一同踩在金鐘的馬路上。再增長個幾倍到一百萬，真的沒有可能嗎？正正因為並非不可能，政府才一度願意與他們從不放在眼內的學生領袖對話。很多人愛說「我們沒有把握最佳時機」，但我能不能說，我們曾經離成功很近了呢？我們是否應該思考，如何把握住下一個出現的最佳時機，甚或如何制造下一個最佳時機？

莫待筆者這般言論也被封殺時，乾等這個城市及其核心價值歸於虛無，如像旺角和金鐘佔領區一樣，似乎從來未有存在過，才知追悔。